国民灵魂的透视：阿Q与陈奂生

概要：展示新的历史时期国民性的弱点。重在表现建国以来农民的苦衷、热望、爱憎和理想，揭示广大农民在社会变革中的命运。他塑造陈奂生形象，就是“促使人们的灵魂完美起来”。阿Q的精神和陈奂生的性格，是概括了极其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的，是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弱点。阿Q和陈奂生是“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”，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，这具有深刻针砭作用。 一 陈奂生与阿Q比较：相同之处很多。他们都生活在江南农村，横遭世人欺凌，处于社会底层，常常受温饱所困，时时有改变自身境况的要求。他们都上过城，都有感受“城中新奇”而轻视乡下人们的心态……。从这些视角可以看出：二十年代的阿Q戴着旧毡帽，拖着黄辫子，历经近七十载，方找到 姓氏而成为八十年代的“陈奂生”。 陈奂生有点象阿Q，糊涂屈辱、老实、木讷，老实到愚昧、麻木的程度。陈奂生是阿Q的后代，但陈奂生并不就是新时代的阿Q。陈奂生相信共产党，相信毛主席，相信他心目中的共产党——吴楚书记。然而，陈奂生就象是解放了的阿Q。时代变了“他肚里吃得饱，身上穿得新”，实非终身穷困漆倒。吃了上顿没下顿的“老Q”可比。然而陈奂生和阿Q都肩着因袭的重担。鲁迅和高晓声都是写农民的高手。“开始可笑，后来可悲，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。如果鲁迅写《阿Q正传》是用的批判现实主义手法，陆文夫写《围墙》、《美食家》用的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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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者谁？鲁迅笔下闻名世界的艺术典型。陈奂生者何？高晓声作品中“漏斗户主”桂冠的拥有者。把这身居两个朝代。时逾六十多年的两个人物相提并论，难免引起世人的诧异。尽管他们两个已经是世人公认的艺术形象，但他们从外貌到行状，不同之处不胜枚举。可是如果将这两个艺术形象放在一起进行全面的剖析比较，就会发现在他们面目各异的血肉之躯中，却包裹着相同的国民灵魂。对这两个艺术形象的重新审视，有助于我们认识“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”。
鲁迅当年写“阿Q正传”，是将阿Q精神当作国民性弱点提出来的，是为了“揭示病苦，引起疗救的注意”。诚如他在弃医从文的抉择中谈到：一个愚弱的国民，不管体格如何健壮，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看客。鲁迅重在“立国”必先“立人”。高晓声的“陈奂生系列”小说，重在展示新的历史时期国民性的弱点。重在表现建国以来农民的苦衷、热望、爱憎和理想，揭示广大农民在社会变革中的命运。他塑造陈奂生形象，就是“促使人们的灵魂完美起来”。阿Q的精神和陈奂生的性格，是概括了极其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的，是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弱点。阿Q和陈奂生是“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”，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，这具有深刻针砭作用。
一
陈奂生与阿Q比较：相同之处很多。他们都生活在江南农村，横遭世人欺凌，处于社会底层，常常受温饱所困，时时有改变自身境况的要求。他们都上过城，都有感受“城中新奇”而轻视乡下人们的心态……。从这些视角可以看出：二十年代的阿Q戴着旧毡帽，拖着黄辫子，历经近七十载，方找到 姓氏而成为八十年代的“陈奂生”。
陈奂生有点象阿Q，糊涂屈辱、老实、木讷，老实到愚昧、麻木的程度。陈奂生是阿Q的后代，但陈奂生并不就是新时代的阿Q。陈奂生相信共产党，相信毛主席，相信他心目中的共产党——吴楚书记。然而，陈奂生就象是解放了的阿Q。时代变了“他肚里吃得饱，身上穿得新”，实非终身穷困漆倒。吃了上顿没下顿的“老Q”可比。然而陈奂生和阿Q都肩着因袭的重担。鲁迅和高晓声都是写农民的高手。“开始可笑，后来可悲，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。如果鲁迅写《阿Q正传》是用的批判现实主义手法，陆文夫写《围墙》、《美食家》用的糖醋现实主义的笔墨，那么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就是用的辛酸现实主义刻画。
阿Q的法宝是精神胜利。陈奂生的武器是精神宽慰。究其原因，他们精神的奴性只能归咎于现实物质的匮乏。阿Q没有家，只得寄住土谷祠，没有固定的职业，“割麦便割麦，舂米便舂米，撑船便撑船”。阿Q穷，穷得只剩下一条裤子和一件破夹袄。为了圆自己的发财梦——他赌，结果是“一堆洋钱不见了”身上挨了几拳几脚，留下几处疼痛。无法生存时——他偷，尼姑庵偷萝卜、城中偷衣物。他奉行兔子不吃窝边草。然而就在赵家遭遇了抢劫之后，他却横遭诬陷，糊里糊涂被抓进城，做了替罪羊，最终被枪毙。“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，愚蠢，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。”
《“漏斗户”主》中的陈奂生，力气不比人家小，劳动不比别人差，但是吃不饱，背了一身债，不是钱债，是粮债。欠债总是要还的，现在又该考虑还债了。有得还，倒也罢了，没有呢？这里透出多少酸楚和悲哀呀！
鲁迅先生笔下的农民是旧民主革命时期农民的典型，而高晓声笔下的农民则是社会主义起始阶段中国农民的代表。他们的小说，实际都是写不同时期的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。阿Q与陈奂生，就性格本身而言，是有历史延续性的，而就其性格产生的历史背景而言又有明显的不同。阿Q和他的阶级本是产生革命的动力，但辛亥革命根本没有把“动力”发展起来，从而招致失败。民主革命的领导重任只能落在更为先进的阶级身上。阿Q要革命却不知怎样革命，结果是糊里糊涂地送掉了自己的命，这是一个悲剧角色。而陈奂生又是怎样的呢？高晓声想通过李顺大三十年盖房子而未盖成，陈奂生种了一辈子田却吃不饱，说明极左思潮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极为深重的灾难。
二
阿Q虽窘，但能处处显阔。“我们先前——比你阔的多啦！你算是什么东西！”其实他先前的行状——“渺茫”。“我儿子会阔的多啦，”其实唯一的一次“恋爱”——跪求吴妈“困觉”，因受赵大爷大竹杠的劈打而夭折。文童的爹爹赵太爷、有权有势的钱太爷，未庄的人们格外的尊重，而阿Q并不表格外的崇奉。“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，细细排起来还比秀才长三辈呢”，因而文童进了秀才“这与他很光彩。”其实他连姓氏也不知道。
陈奂生上了一趟城，住了一次高级宾馆，坐了一回吴书记的汽车，内心大阔。试问：“全大队的干部社员，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？有谁住过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？”他要对人家说，对人家讲，“看谁还能瞧不起他……”。其实他先看到发票上的“五元钱”数字，先是“象给火钳烫着手”，“抖着手伸进口袋里”，“细细地数了三遍”，以致最外边的一张人民币“已经半湿”。
崇沿奴性。阿Q被赵太爷打了嘴巴，被剥夺姓赵的权利，“倒得意了许多年”。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，却觉得“轻松些”。受了秀才的大竹杠，反而觉得“一无挂碍”，继续舂米。被把总抓到大堂，竞身不由己的跪下画圆，缺憾的是圆画得不够好，给他的行状上留下了污点，最终无辜被杀，却反应冷漠。
陈奂生遭遇到大队干部的打骂，却把他们视为父母，竟说出“哪有父母不打儿女的呢？”这与他的前身“李顺大”被公社专政机关造反派打得遍体鳞伤，却不思考受害的原因，而只怪自己的身体如何这般的“娇嫩”同出一辙。陈奂生被人打了以后，只要替他拍拍背，立刻就不怒，骂他时态度好一点，他就认为是好心。
善于自慰。阿Q被人揪着黄辫子要打，就歪头自认“虫豸”。再用自轻自贱第一个，“状元”，也不过“第一”“总算是被儿子打了”，来自慰。遇到各种情况都无计可施时，他便“擎起右手，用力地在自己的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，热辣辣的有些痛，打完以后，便心平气和起来，似乎打的是自己，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，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人一般。”
陈奂生寅吃卯粮时对政策越来越不相信了。他想给报社写信讲实情，但最终还是“看看”再说吧。他历来的看法，只要不是欺他一人，就不算欺他。君子不念旧恶。他连新恶也不大念。一个厂长，一个队长平时没少敲他竹杠，现在礼贤下士，客客气气，平起平坐请他“帮忙”，他的心即刻就变软。《上城》中他忘记带钱买帽子，“落得感冒受凉，耽误医治，岂不送掉老命。转念一想：自己堂堂正正一生干净，问心无愧，于人有益，一定会多活几年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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